恩格斯认为，尽管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彻底形式，但这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它必将为新的更先进阶级的阶级统治所取代，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国体上表现为无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必须全面保障我国公民的基本人权。[10]（P180-181）当然，在中国的国情条件下，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应当如何具体开展竞选，这还需作进一步的研究。

十六大报告还明确强调指出：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第二个方面同样非常重要，但常常被人们忽视，以致于在现实生活中宪法至上地位无法确立起来。几年前，广西玉林市原市委书记李乘龙由于受贿数额巨大而被判处死刑，他在临刑前说：我当上第一把手后，就几乎无所约束了，什么事都由我来拍板。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的贪官污吏都是利用目前这种干部体制的漏洞而加官进爵的。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能上，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领导看到政绩成了他的升官秘诀。

然而，阜阳市仅土地方面的国有资产流失就高达10亿元，几大形象工程至少透支了阜阳未来10年的财力，阜阳经济元气大伤、前景殊堪忧虑。总之，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竞选是深入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争取民心，争取人民拥护，改进党的作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克服当前种种严重脱离群众现象，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的最好办法，是落实人民主权原则，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措施，我们务必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尽快实行竞选。基于国有资产本身的公共性，国有资本收益的运用不应在国有企业内部进行自我循环，而应切实让全民分享到国有资本的收益。

无论是站在社会管理者的角度，还是基于不与民争利的理念，政府都不存在追求经济利益的正当性，即便在特殊情况下，提供准公共产品会带来一定的利润，但其基本出发点仍然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25]徐晓松、林文彪：《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之资本性支出及其制度构建》，《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对于竞争性领域，则应有意识地减少投资总量，同时通过售股变现等方式逐步实施退出战略。具体而言，公共投资若是由政府直接拨付款项进行建设的，那么应列入政府一般预算。

支出制度的合理与否则直接关系着政府经济职能的实现，关乎市场的健康发展。[20]另一方面，在竞争性领域应通过对国有企业收取高额红利或采取售股变现等措施使其逐渐退出市场。

既然是企业化运作，提高国有资本投资运作的有效性自然合理。虽然我国和西方国家都追求公共财政,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但政府作用的领域和发挥职能的方式却有着诸多不同。而若是政府通过国有企业这一企业组织体来实施的，尤其是通过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模式来进行的，那么即使其提供的是公共产品或服务，仍然应当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列支。否则，不仅会加大政府一般预算的负担，而且会造成对其他企业的不公平。

在2007年发布的《意见》中，发改委曾获得参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的权力，遗憾的是，《企业国有资产法》却将该规定删去。该项目为常设项目，每年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中按一定比例提取。相应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属于公共财政预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能是一个与之相并列的范畴。在现代社会，纯公共产品越来越少，绝大部分的公共产品都属于准公共产品。

最近公布的《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也仅在第4条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列为复式预算体系的基本构成之一，但对其功能定位却未予明确。加强对农村地区、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扶持，以缓解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等。

此时，国有资本的介入就成为一种必然。尤其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两权分离的不断深化，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中委托-代理关系的日益复杂，国有资产固有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加上政府作为所有者代表在企业经营中所处的信息劣势，造成了经营管理人的道德风险不断加大，代理成本不断增加。

在上述各程序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主体的确定至关重要，因为不同的主体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政策选择。目前，按较宽口径计算，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支出的比例约占财政支出的10%,如果再考虑土地出让收益的分配，三农投入在整个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明显较低。（一）公共性内涵之确定从各国的财政制度发展史可以看出，公共财政的范围始终处于不断的演进中，呈现出从国防、行政管理等守夜人职能到大量的政府投资、公共产品的生产、收入分配的公平，再到以福利化为导向的社会保障等特征.[11]可见，虽然公共财政是国家预算制度的基本发展方向，但如何判断公共财政及其蕴含的公共性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不同有着不同的体现。然而，从这两部法律文件实施之日起，有关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制度的争议也不绝入耳。对此，有学者准确地指出：与传统预算关系相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参与预算活动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关系的最显著特征.[27]实际上，目前关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主体的确定问题，学术界仍然是众说纷纭。但是，如果将该权力单独赋予国资委，那么又会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公共性面临落空的危险。

[17]刘剑文、郭维真：《论我国财政转型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建立》，《财贸研究》2007年第2期。其中，不少学者认为，应将营利性作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基本特征，并以此为基点进行具体制度设计。

[11]吕炜：《市场化进程与公共财政的范围》，《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1期。[19]张万强：《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演进逻辑及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经济问题研究》2009年第3期。

进入专题：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公共性 。同时，在实践中，这样的结构也必然会产生两个明显弊端：一是在竞争性行业，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进行着不公平的竞争，前者既对后者产生挤出效应、影响后者的投资热情，又制约了经济社会整体效益的提升。

这种规定虽然符合财政部门负责国家预算编制的总体思想，但忽视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身的特性，即国有资本的财政收支活动与国家投资活动的混合。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计划在征求发改委的意见后，国资委应将编制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益和支出的总体方案上报财政部门，由财政部门将其与政府一般预算、社会保障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等一并提交本级人大审议，由人大最终作出决定，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公共性得以更有力的保障。[2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所体现出的这种强体内循环特征，实际上也造成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使得本来依靠垄断资源已获取巨额利润的国有企业有更多的现金流用于职工福利，进一步扩大了行业及个人的收入差距，引发新的分配不公。总之，作为一种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特殊制度安排，在我国特定的语境下，国有资本存在的意义除了弥补市场失灵外，还是实施产业政策、平衡地区发展、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

虽然自2010年开始，国有资本预算支出中增加了转移性支出项目，用于社保等民生事业发展，但数额较少。[9]徐孟洲：《论公共财政框架下〈预算法〉修订问题》，《法学家》2004年第5期。

2.促进国有资本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基于预算信托理论，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支出都应当以公共性为基本价值取向。

[24]特别是在我国，由于国有企业仍较多地存在于竞争性领域、并具有较强的垄断经营性……如果我们的制度设计不能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在必须或可能的情况下向公共预算或社会保障预算转移，那么，资本性支出的合理性就会从根本上受到质疑.[25]而这种偏离了公共品的政府财政分配行为本质上不能反映公民对公共品的偏好，不能被视作合法合宪的财政行为.[26]因此，从法律层面要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向政府一般预算或社会保障预算进行转移有充分的理由。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益的编制中应充分尊重国资委的意见，同时发挥财政部门的监督作用。

具体而言，在编制预算时应以公共性为首要价值目标，合理确定收支：对于非竞争性领域，应明确国有资本投资的方向和重点。虽然在应然层面，国有经济作为市场调节力量参与经济活动应集中于非竞争性领域，以弥补市场发展中的不足，但从我国国有经济的实然状况看，确实有诸多国有企业存在于竞争性领域。在我国广泛存在于非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如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等，在某种程度上都发挥着提供公共产品的作用。四、预算程序设计中公共性之保障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上述公共性目标和收支安排只有通过科学、合理的程序机制才能得以保障。

[14]参见丛中笑：《公共财政视阈下我国预算法的修订--- 理念更新？原则重构？权力配置》，《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11期。（二）预算支出中公共性之彰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主要包括资本性支出、费用性支出、债务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等。

[12]因此，财政职能的范围本身就反映了政府与市场的行为边界。顾功耘，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事实上，诸多非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直接履行出资人职能，属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实施范围，如上述提及的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等特殊公司，其目标都不是以营利为主。以三农问题为例，近年来我国财政对农村、农民、农业的投入虽然有些增长，但仍显不足。